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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通讯第2期

时间:2009/01/17 11:06:42    来源:    作者:    阅读:

汉语辞书研究中心

学术交流通讯

2008年第1期(总2期)

联络与交流部编辑                                  2008年5月28日


目录

编者按-------------------------------------------------------------------------------------------------------1)

第一届辞书研究学术论坛

重要讲话

努力发展我国的辞书事业——在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的讲话-------------李宇明(1)

主题报告

辞书要为构建和谐的语文生活服务----------------------------------------------------------李行健(6)

对外汉语词典多维释义的概念结构探讨——对外汉语词典

与《现代汉语词典》的对比研究------------------------------------------------------章宜华(10)

谈辞书标注词类——兼论“两典”的词类标注-------------------------------------------林玉山(16)

学术交流提纲

辞书强国,梦正圆------------------------------------------------------------------------------张志毅(18)

新时期以来新词语词典的特点与趋势------------------------------------------亢世勇、郭嘉伟(19)

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机制初探------------------------------------------------------------王东海(19)

词典编纂理念的二度转向---------------------------------------------------------------------解海江(20)

汉、英外向型学习词典释义与例证分析---------------------------------------------------于屏方(21

   辞书研究动态

一、辞书工作者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自律准则-----------------------------------------------------22

二、《辞书研究》要目-----------------------------------------------------------------------------------23)

三、辞书研究著作信息----------------------------------------------------------------------------------24)

四、会议信息----------------------------------------------------------------------------------------------25)

编者按:

2007年12月18日 19日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挂牌仪式之后,中心举行了第一届辞书研究学术论坛,本期刊登挂牌仪式上的重要讲话和论坛中的主题报告。李宇明司长的《中国语言规划的若干思考》、王铁琨副司长的《语言使用的时态考察应用及语言的规范》已在其他刊物发表,本期不再刊登。限于篇幅,鲁东大学五位老师的报告只刊登提纲。

另外,按照李宇明司长的指示,从本期开始,设立“辞书研究动态”,介绍辞书研究新作、报道辞书会议信息以及其他信息,欢迎学界各位同仁赐稿或提供有关信息。

第一届辞书研究学术论坛

重要讲话

努力发展我国的辞书事业

――在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国家语委副主任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李宇明

与会的各位专家、山东省教育厅和鲁东大学的各位领导、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年88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同鲁东大学在北京签署共建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协议。四个月零十天过去,1218日,举行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效率很高。刚才几位专家讲了很好的意见,都是内行话。辞书方面我是外行,外行人讲话主要是表示个心意。

建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是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思路密切相关的。这些年,国家语委在赵沁平主任的领导下,在不断思考国家语委今天应有哪些工作职责。我们逐渐认识到,新世纪国家语委有三件很重要的职责:第一,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保证国家信息的畅通,支持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保障国家在信息领域里的各种权益;第二,保证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用他熟悉的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表达思想的权利;第三,帮助全世界愿意学习和使用中国语言文字的人方便地学习和使用中国语言文字。这些职责,不仅涉及语言“问题”,而且也涉及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反映了信息化时代和汉语国际传播步伐加快形势下语言文字工作的特点。

语言之于国家,首先需要解决语言给社会带来的麻烦,这些麻烦可称之为“语言问题”。比如方言分歧、语言不统一对社会交际的影响,文字状况是否适应教育,语言文字怎样在计算机里实现等等。百余年来,我国为了解决语言问题,一代人又一代人殚思极虑,前赴后继。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语言生活,能用汉语表达科学技术和进行全方位的教育,能在计算机和虚拟空间里用汉语汉字传递和处理信息,是百年来语言规划的丰功伟绩。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仅把语言看作“问题”是不全面的,还要把语言看作资源,看作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资源是财富,就要保护它使用它。我国的语言资源(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在不断流失,怎样保存、保护、开发语言资源,已经成为大问题。此外,国家还要很好地维护公民的语言权利。115日,国家语委在上海召开语言文字依法管理工作现场会,王登峰副主任在会议总结中就谈到维护公民语言权利的问题。在随后召开的2007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南京大学)上,我发表了论语言权利的演说。语言权利牵涉到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公民的语言权利。比如地名标牌、产品说明书、基本生活设施等滥用外语的现象,就侵犯了公民的母语权和知情权。

为了监测国家语言资源的状况,国家语委成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下设平面媒体语言分中心(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有声媒体语言分中心(与中国传媒大学等共建)、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建)、教育教材语言分中心(与厦门大学共建)和海外华语中心(与暨南大学等共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定期向国内外发布年度语言实态数据,这些数据构成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重要部分。国家语委还设立了两个与文字相关的中心: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建),对汉字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搜集、整理,对还在使用的中国文字进行规范,目标是实现文字的规范化,并逐步建立起中华大字符集;中国文字字体设计与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共建),对计算机字库进行规范与开发,保证字库的规范,促进字库产业的发展。2007119日,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教授为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与南京大学共建)揭牌。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要进行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理论、语言国情等方面的研究,对国内外重要语言问题提出应对的科学预案。这些中心(分中心)加上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已经有九个了。明年我们还争取建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监测与研究分中心。通过这些中心的建设,使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有根基,有底气,而且建立一支研究语言生活的学术队伍,培养一批学术新人。

辞书是什么?首先,辞书是全社会的老师。过去叫“无声的老师”,现在已经开始有“有声”词典,这位“无声”老师也会讲话了。辞书为什么能够成为社会的老师?因为它把人类的智慧积存了下来,因为它是现代大师们精心制作的产品。剪刀加浆糊弄出来的辞书,不配老师称号。其次,辞书应该是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模范执行者。辞书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两张皮”,会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第三,辞书也是国家语言文字标准的补足者和完善者。比如词汇、语法领域,百科知识领域,国家不一定在这些领域制定规范或是制定很细致的语言文字规范,这些领域需要辞书去补足。所谓完善者,是因为规范总是一定的人在一定的知识背景和时代背景下制定的,时代在进步,语言生活在发展,已有规范总会有缺陷。这些缺陷在一定时期内是要通过辞书来完善,并在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国家规范。在国家语言规划里,辞书和教科书都有一席之地,辞书与国家语言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

当前,辞书事业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挑战。我们今天不只是生活在现实空间里,还有另外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空间,即虚拟世界。虚拟世界已成为信息的主要集散地,但是我们的辞书仍然生活在现实空间里。辞书跟不上信息化的步伐,就很难现代化。辞书现代化,首先需要建立用于辞书编纂的语料库。个人的语言经验都是有限的,语料库大大丰富了辞书编纂者的语言经验。没有合适的语料库,只能编纂出“专家语感”的辞书。当今世界上有影响的辞书,没有一个不借助语料库的。第二,需要一个知识库。个人的知识总是狭窄的,而辞书是知识的总汇,编纂者必须了解相关知识已经积攒到何种程度,了解相关辞书、教科书以及相关论文的情况,这才有可能编出高质量的辞书。因此,需要为辞书编纂者建立相应的知识库。第三,需要一套用于辞书编纂的计算机软件系统。语料库、知识库和一套软件系统,可以称之为辞书编纂的“三大法宝”。

辞书现代化还表现在电子辞书的发展上。这方面,在座的章宜华先生曾经做过很多研究。电子辞书不是简单地把纸质辞书变成电子文本,它应该是多媒体的,有自己特质的。电子辞书容量巨大,便于携带,在互联网编者和读者可以互动或身份互换,更新及时。应特别强调的是,新词语、新知识“爆炸般”呈现,不读书不看报不查词典,很快就被知识边缘化,被社会边缘化,因此,及时更新是现代社会对辞书的要求,电子辞书更新不用砍树,这是最大的优点。网络辞书值得重视。最近我查找一些词,词典上没有,“百度百科”却可以提供,还让读者提供条目或是解释。此外,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免费提供辞书的网站,我国也有先生和出版社把他们的辞书放到网上,供网民免费使用,这是值得提倡的。

全社会不能只有一本辞书,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人群有不同的辞书需求,因此现在不少人都在提倡辞书分众化,其办法往往是把一本大词典切割成各种小词典,竖着切切,横着切切,比如面对小学生,切一刀;面对中学生,切一刀;面对教师,切一刀,面对编辑,再切一刀……这样就形成了不同读者群的辞书。网络辞书和电子辞书不需要这样切,只需要设置不同的检索方式就行了。纸媒辞书满足社会的需求,当前主要是切分而不是集成,而电子辞书主要是集成而不是切分,要通过多媒体把所有的知识集成起来。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巨大的、集成型的辞书。在这种情况下再问辞书是什么,回答可能就是:辞书是带有各种检索方式的人类全部知识的集合。这种集合不仅可以起到传统的辞书查检作用,而且可以利用它来进行知识发掘,辞书具备了产生新知的功能。

在信息化带来辞书革命的新的知识历程中,我们掉队了,离辞书强国的距离没有拉近,若不急起直追,距离甚至会加大。什么叫辞书强国?不同的人可以给出不同的标准,我认为最少有三条:第一,本国辞书有多大的国际市场。衡量辞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发行量,但是不能只看国内的发行量,中国的辞书当然是中国人读的多了,关键要看国际市场有多大。我们经常讲,汉语是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这并不能证明汉语就是强势语言,语言的强弱关键看有多少人把它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如果这样看,汉语在世界上还不是强势语言。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最多,英语是当今世界的超级语言。西班牙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等等,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都不比汉语少。语言被当作第二语言来学,才说明这个语言有世界价值。辞书也是这么个理。辞书强国的第二个标准,是有世界领域的经典样本。大家说起辞书来就是牛津大词典什么的,中国也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大词典。辞书强国的第三条,是要有领跑学术的理论和观念。辞书发展离不开实践但也不完全靠实践,还要有理性的学术思维。在辞书理论上,要形成有影响的“辞书学”学派,才可称为辞书强国。

如此说来,汉语辞书研究中心的建立就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任务还相当艰巨。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已经在此领域把鲁东大学推到国家层面上了,有着圆我辞书强国之梦的使命。具体说,她要发挥如下的作用:

第一,成为辞书领域的研究中心。研究国内外辞书出版的现状和我国应有的发展对策,例如,国家用什么政策来调节辞书市场,出版商用什么对策来发展辞书事业,学校用什么办法来发展辞书专业(包括术语学专业)。我建议,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将来能办一个“辞书动态”,或者叫“辞书的现状与对策”,可以是网络版,也可以是纸版,呈送相关部门。这种信息动态一定很有用。

第二,辞书资源的建设与服务。资源建设,就是刚才我讲的“三件法宝”,用于辞书编纂的语料库建设,用于辞书编纂的知识库建设,用于辞书编纂的一系列软件的开发设计。资源的建设与服务,是当今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过去常说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是要有大师。现在,大楼盖得快,人才流动快,大师的引进也不是很难很难的事。当今看一个学科,不仅看大楼看大师,更要看拥有多少现代化的信息资源。学校之发展,学科之发展,又到了“跑马圈地”新时代。跑马圈地,就是看能“圈”多少学科的数据资源。一个强大的数据库,足以像大师一样撑起一个学科。汉语辞书研究中心要重视辞书资源的建设,成为全国辞书资源的中心,这样,中心的地位就会自然确立,如同唐人虞世南的咏蝉诗:“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第三,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校与一般的科研单位不同,它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地方。我同铁琨等同事一致主张把中心建在学校,这是因为学校可以把研究成果积淀下来,数年或数十年,可以把成果用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不像一般的项目组,项目做完了,一结项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国现在还没有辞书学专业,可能也没有面向本科生的辞书学教程,甚至在相关教材里也缺乏辞书学的内容。我国有这么大的辞书产业,有这么大的辞书市场,但却没有能够支撑它的学科。作为校长,在设置专业时,他首先要考虑两件事:能不能招进来学生;学生毕业后能不能就业。大学要不要开设辞书学本科专业,我没有仔细考虑过,但是这方面的人才需要培养,辞书学学科需要建设,这应当没有什么疑问。

要把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建设好,理念很重要。第一,本土意识与世界眼光。本土意识,就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国家利益是基本出发点。现在常用SCI来评价学科,这种评价标准是有问题的。有些科研团队同外国公司合作,成果最后都给了外国公司,这些科研团队成了外国公司的“打工仔”。我们的学术要有本土意识,比如语言学研究,就要关注中国的语言生活,关心本土语言的调查研究,解决本土的语言问题。没有本土意识,学术一定不会有大出息。另一方面,现在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中国正走入世界,因此干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国际眼光,要了解世界上是怎样做的,有没有比我们做得好的,我们能不能拿来用一用。中国要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虚心向世界学习。同时,也要把本土的成果介绍给世界,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除了本土意识还要有世界眼光。

第二,有容乃大,海纳百川。学术有不同的流派,特别是牵涉到出版,牵涉到市场,事情往往就更复杂。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应该把全国的辞书界团结在一起,不管是做学术研究的,还是搞编辑出版的。对辞书有兴趣的政府部门很多,除了教育部还有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等等,中心应主动同跟辞书有关系的政府部门沟通,求得支持。

第三,现代化意识。一定不要把计算机和网络仅仅看作手段,计算机网络把所有人的智慧一下子网络起来了。人类智慧的高度集成,这是过去任何时候都达不到的。我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商务印书馆,2006)的序言《构建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里写道:“计算机网络也许可以算作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这一网络催生出信息时代,并为人类构造了一个与现实空间相关联的虚拟空间。……中国网民已经过亿,网络阅读、出版、通讯等等,正成为多数人的新习惯。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正在造就新文化,不断酝酿新技术,陆续形成新产业。”现代化的手段正在带来人类社会的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汉语辞书研究中心一开始就应站在高的起点上,这个高的起点就是现代化手段,现代化意识。

内行人讲话很谨慎,外行人讲话是想到哪说到哪。我这个辞书外行讲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讲话表示对汉语辞书研究中心的支持,希望她经过艰苦努力,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不久的将来确实能够成为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引擎,成为有声望的汉语辞书研究中心。

谢谢各位!

2007 12 18

主题报告

辞书要为构建和谐的语文生活服务

李行健

 

党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这个重要任务提出后,教育部国家语委领导在多次讲话中就强调了我们语言文字工作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怎么服务呢?语言文字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交流思想的工具。在文革结束后我们曾经反对过文革的语言,因为那种语言是破坏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我们提倡礼貌的、文明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显然,语言文字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很多事情是应该做的。昨天李宇明司长讲了,“辞书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随身携带的,不管你是多媒体的辞书或纸介质的辞书,反正它可以随身携带,它可以经常备查。辞书是把某一个领域里知识汇总在一起供给大家参考或备查的。我们的辞书能够帮助人们准确规范地使用语言,那我们对构建和谐社会就做了应有的贡献。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语言文字工作特别是辞书工作,怎样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我今天就讲我们辞书应该带头为构建和谐的语言文字生活服务,因为辞书的任务本身就决定了它应该发挥这样的功能。人们要求规范、准确地使用语言就要用辞书,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辞书。我上大学的时候,魏建功先生就说过,“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他可以不查辞书,使用语言中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这肯定是吹牛的。”他教导我们说,生活中你拿不准、不明白的地方就要查工具书。辞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引导人们规范地使用语言。我们的语言很规范,交流就会很畅通,我们互相就能够很好的沟通。我们的社会就能够形成很好的和谐的气氛。要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还是很艰巨的。

我们这个国家的词典出现很早。我们的《尔雅》,就是最早出现的辞书。它的成书年代认识还不完全一致,但就以认为它出现最晚的年代来说,我们在世界辞书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如果按照《尔雅》成书较早一点的年代,那就比西方所说的最早的《荷马史诗》中的《难字表》还要早两百年。我们现在是辞书大国,从历史上看我们辞书的品种很多,有按义类编的《尔雅》类辞书,有按音韵编的《广韵》类韵书和按字形字义编的《说文解字》类的字书。这是我们汉字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外国的语言是没有这么多门类的。到了现在,我们一年出的辞书据新闻出版部门统计,有五百种左右。就像刚才一位教授发言说的,现在辞书出版“像洪水猛兽向我们袭来”。一个国家一年出那么多种辞书,我们还不是一个辞书大国吗。但是,要变成辞书强国还存在很多不足。我们要奋起直追,学习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不能抱残守缺、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我觉得这些缺点在辞书界还是普遍存在的。

怎么样去圆辞书大国的梦呢?我认为第一,在编辞书的理念上要以人为本。现在我们的辞书不以人为本的地方很多,我们自己编的词典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出一本词典后要检查总结,根据读者的意见看哪些地方使用不方便或者不适合读者的需要。辞书是一个知识密集性的东西,要让人家方便查阅。我们查检的方法现在还不方便,如果我看见这个字,我知道这个字的音怎么读我可以按照音去查。如果不知道读音,那你就只能按形去查。如果外国人学习汉字,他首先看见的是字形,只能按字形去查,肯定不方便。我们应该从新的理念出发研究新的排检法。现在通行的部首查字法也很复杂。比如思想的“思”你到底放在哪个部,放在田部或者放在心部?按照形旁的意义归类,可能把它当作心部字,古人说“心之官则思”嘛。那么人家不认识你这个字,怎么知道义类是心呢。这就产生了按字形的归部法,把它放在田部。到底放在田部好呢?还是放在心部好呢?也会争论不休,于是干脆两个部都放。你从田部也能查,心部也能查,但是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应该说不是一种好的办法。实际上部首查字法也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对外国人。那么编码的方法可能比较好一点?编码也没有突破难点的办法。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好的办法。

我们要求词典引导规范使用语言,自然也要方便群众使用才行。在2006年的高考题中有一个成语叫做“伶牙俐齿”。考题的要求是让你判断“俐”有没有人字旁。有的学生说有,有的学生说没有。回答没有人字旁的,老师就判他错了。家长就找老师说,“你判的这个不对”。就举了三个理由,一个是刘心武同志的小说里头,“伶牙俐齿”这个俐就没有人字旁,还有古代人写俐也往往没有人字旁,再有一个理由就是某成语词典说有人字旁的同没有人字旁的可以通用。我要说的就是后头这一点。前面那两个我们不去说它,因为刘心武同志是个人行为,不可能成为大众的标准;古人的写法也不能成为现代的标准。我只说我们今天编辞书的同志,应该想着使用的人怎么方便,你说这个“俐”同这个“利”,就会让读者无所适从。当然我们这样做是表示它们之间有主条、副条之分。但使用的人怎么办,如果他分不清楚就给他带来了麻烦,即使分清了也没有完全解决他的使用问题。

前不久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报道法院判的一个案例。一个人借了另外一个人一万块钱,过了一个月还了两千块钱。他说“你也不要再写收条了,就在原来的借条上批注一下”,添上“还欠款两千元”。这不是清清楚楚吗!后来为什么打官司呢?因为这个还(huán)又读还(hái)。这人说我只欠你两千块钱。因为我写的还(hái)欠款两千元嘛,结果就告到法院。法院当然是按照法律判决,就是这个还欠两千元是借款人写的,要从对他不利的方面去判决。那么还是应该欠人家八千块钱。我们从语言学上讲,这是一个多音字。我们预计到可能在使用中产生的麻烦,我们在注释的时候,对这种字就提示读者在别的地方可能读音不同,意思也就变了,这样不是方便读者吗!

现在“定金”跟“订金”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宝盖头,一种是言字旁。你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希望你写宝盖头的“定”,为什么呢?因为从法律上讲,如果你反悔不买了,这个钱就不退给你了。你这个钱是保证执行协议的钱。写言字旁的“订”,从法律上讲他应该退给你,因为这是预付款。这两种含义是很不一样的。现实生活中读者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编词典的应该告诉读者注意准确使用语言,区分清楚“定金”和“订金”这样的问题。类似的官司就可以减少很多,我们的社会不就更和谐了吗。

第二,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为指导去编词典。与时俱进就要学习新的东西,词典在收词释义方面要把语言的发展变化反映出来。教育部语信司出版的“绿皮书”反映出语言每年都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要从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吕叔湘先生生前对我们《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写的序言里头就说,语言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词典要体现语言的发展变化。词典怎么体现呢?大家知道著名的作家《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他在逝世前打过一场名誉官司,就因为“邂逅”这个词。有一篇访问记说“杨沫有一天在街上邂逅了一位男士,就把这位男士请到家里去住。”当时杨沫看了就勃然大怒说,“我是女流氓,我看到一个男的就请到我家去”。就把这位作者告到法院。作者辩解说我这样写是有根据的。因为不是你偶然碰到谁都可以用“邂逅”,只有碰上你的亲人或老朋友才能用邂逅。那么让亲人或老朋友到你家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不对啊。杨沫就反问,你给我找出现在还有这么用“邂逅”的吗。被告举出某一本词典是那样注释的。这就说明我们语言变化了,如果词典不与时俱进改进我们的注释,就给我们和谐生活造成麻烦。

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用的成语“空穴来风”。这个成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在坐的朋友回答可能有两种。第一解释是有根据的,事出有因的,有词典也是这么注的。前些时候《新闻出版报》还有一篇文章,专门讲空穴来风不能理解成无稽之谈。另一种解释就是“无稽之谈”。有人问我这事情怎么样啊。我说如果评判一件事,我说那是“空穴来风”,最后你对了,我说空穴来风是有根据的,所以你是对的。如果你错了,我说早就说那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所以这话已经无从辨别对与不对。这就表明词典没有与时俱进,“空穴来风”早已不是“事出有因”的意思了。因为词义变化了你的词典没有反映新的变化,才产生这样的问题。

第三,词典要认真贯彻国家规范标准。昨天李宇明司长报告中说,词典是我们语言规范的一个重要的阵地,也是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工具。那么词典如果担当这样的任务,我想首先词典本身应符合规范,体现规范。首先是国家已经颁布的各种规范标准,应该认真严肃地贯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国家没有制定明确规范的地方,那么你就应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根据现实群众使用的语料正确地注释。如果说国家有明确规定的规范标准,词典没有很好的贯彻,那词典就很难达到促进语言规范化的目的。群众按你的词典去使用也会造成混乱。十多年以前,四川省江津市发生了一件事,学生家长状告教委。状告他什么呢?因为“自作自受”成语的注音。到底是自作(zuò)自受还是自作(zuō)自受。词典的注音和国家《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注音不一样。老师判卷以某一本词典作为标准来判定。家长就不服了,就说你不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来做,你是错误的。最后这个官司法院也不好判,只好由上级教育部门协调解决。这就是说词典如果不贯彻规范标准,会对语言使用造成混乱。规范问题我们编词典的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词典本身叫典,什么叫“典”呢?“典”就是典范。如果我们词典不规范,就很难起到典的作用。要起到典的作用首先要贯彻国家已经公布的规范标准。我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一直是很强调规范问题的,比如19516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这篇社论发表的当天,发表了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连载了半年,就是为了规范当时的语言。1955年中央又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化大革命后语言文字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1986年召开第一次全国语文工作会议,中央确定的方针就是语言文字工作要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要以规范化标准化为语言文字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方针。过了十年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时候,李岚清同志代表中央讲话再一次明确肯定了这个方针,并且指出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的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只有国家才有权颁布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不管你是谁,你是一个单位也好,你是一个大专家也好,你说的东西不能作为国家规范标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一条明确讲了,“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我们出版的任何一本书更不要说词典了,能不贯彻国家规范标准吗?所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六条又明确讲了,不执行国家规范标准的要批评,责令改正。前不久国家语委在上海召开了“语言文字依法管理工作现场会”,强调了我们要依法管理语言文字工作。我们有些时候工作不得力,对规范问题不正确的言论没有进行批评,如报上公开发表语言文字拒绝规范论,我们就未依法及时批评。当时就有人问“语言拒绝规范论”的人,“我们如果没有规范的话,你说的话为什么要按照大家的规范标准来说?你为什么不另外说一样啊?你另外说一样我们也听不懂你的话。”

还有同志提出辞书要有学术性,学术性不可能同规范完全一致。强调学术性没有错。你学术性越高不是质量越好吗!但是强调学术性也不能违背国家的规范。规范是一个大政策,是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所以学术性也不能违背国家的语言规范,二者应并行不背。不能说我强调学术性,就可以不顾现代社会语言的实际。我们异形词里有“毕恭毕敬”,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写的。我想大家现在都可能写成毕业的毕,没有人再写必须的必了。为什么有词典很长时间一直坚持写必须的必呢?从学术性讲他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成语最早产生在《诗经》里头,写的就是必须的“必”。但是你上网查一查,你在任何一个语料库检出“毕恭毕敬”中的“毕”几乎都写成“毕”了,不再写必须的“必”。所以我说要与时俱进就要根据群众的约定俗成的用法来编写我们的词典,这样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也才能同现代汉语的规范一致。另外还有人提出国家的规范标准有错误,我可以不执行。我认为这个话说得是没有道理的。有位专家批评说,我们现在的刑法、民法,甚至连宪法都进行过修订。总不能以你定的这个法规今后还要修订,我就等着你修改后再贯彻,你没修改以前我就不执行。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不是严肃认真的。因为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凡是汉文字出版物都要遵守国家规范标准,不允许有例外。你不贯彻你就不符合国家的法规。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应该有很强的法制观念。

有同志问,语言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原来没有分歧的,随着发展又产生了新的分歧,这些东西国家也不可能及时制定出规范标准,你怎么办。那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根据大量的语料来看一看,这个词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个字应该怎么用,就是按照古人说的“约定俗成为之宜”,按照大家约定俗成的规定办。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如果你说的话我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那我们俩就没法进行交际了。我们编词典遇到有一个词叫“设施”,这个词你查《汉语大词典》它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是采取了什么办法,另外一个就是指有什么设备等等。我们《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初稿也采用了这两项释义。后来我们自己反复读,就有同志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叫设施吗?设施指设备,就是说办法措施不能叫设施了,这就叫词义变化了。按约定俗成的原则,应该说现在没有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要往上追就可以说以前有这个意思。《汉语大词典》举的例子,还是权威专家叶圣陶先生用的例子,但是现在也不那样用了。

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一百零二岁了,他有一天写一个字条问我,有一个词你们词典里为什么不收?就是极端的极,工作的作,叫“极作”。我说“现在这个词已经不用了”。“极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说某作品达到了极致。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这么用了,现实生活中至少很生僻了,所以我们就不收了。周先生说这个词可在几十年前,他年轻时是很通用的词。语言有时代性,他当时很通用我们现在不通用了,所以我说应该根据语言的实际决定我们到底怎么处理收词和释义等问题。

我们编了这么多年词典有不少教训。我想辞书研究中心的成立肯定会对我们辞书事业有很大的促进。国家语委同鲁东大学规定辞书中心的任务是从事理论研究,不是去编撰词典,这个方针完全对。刚才张志毅教授说,理论没有准备好,甚至理论上一塌糊涂,就别编词典,要编也是瞎编。我非常赞同。比如我们规范词典,词的义项顺序怎么排,就研究了好一阵子。吕叔湘先生和王力先生,都认为词语的排列应该根据词语的引申关系发展来排,这样理清发展脉络才便于群众掌握。我说这样排可能工作量很大。吕先生说,“如果你没有新的东西你就不要编。你要编你就要有新东西”。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专门研究词汇历史的专家研究了两年多,把我们搞不清楚的字词引申关系理顺了。我们现在编的词典也好,字典也好,义项按照脉络发展来排的。为什么要这样排?有人问我《三国演义》里打仗,两个兵器交接一次为什么叫一“合”,为什么用合来计算它的量。我说你看我们词典注释,这个“合”第一个意思就是关闭,就是把东西合起来,我们现在还用。关闭就要发生接触,那么第二个意思应该是接触。在冷兵器时代打仗就是你的刀和我的枪两个武器接触一次,自然也就叫一合。所以用“合”来计算。你从词语引申脉络就很自然的理解到为什么用它来做量词,你就不用死记硬背。当然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就这样一个问题也要有所发展,要方便读者使用和掌握词典的内容。

我说的可能很多地方不合适,请同志们批评。谢谢大家。

对外汉语词典多维释义的概念结构探讨

——对外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对比研究

                                     章宜华

国际汉语热引起了汉语学习词典和对外汉语词典的研究及编纂热,但从近年出版的学习型词典来看,其编纂体例和释义方式并没有摆脱传统语文词典编纂的模式,“基本上都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的删减本,没有真正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角度来考虑编写,包括收字、收词、释义、举例等”。(陆俭明,2006)的确,《现汉》释义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使之在汉语辞书中享有绝对的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在辞书编纂中产生了很强的“蓝本效应”,无论是汉语学习词典、对外汉语词典,还是汉外双语词典的编纂大多以《现汉》为“蓝本”。然而,汉语学习者(特别是外国汉语学习者)查阅词典是其语言学习或二语习得的一种策略,研究和编写学习型词典必须考虑学习者的这种特殊需求。《现汉》与学习词典或对外汉语词典是两种不同的词典类型,它们的体例和释义应该有较大的不同。下面我们将以《现汉》为参照,结合多维释义理论,借鉴西方学习词典的经验来探讨对外汉语词典的释义方法。

一、语义的认知倾向和多维性

对外汉语词典主要是向“外国人”做汉语语词的释义。语义不像音素、音位和句法那样有具体、固定的表现形式,它的形成、表述和理解与人们的身体感官和心智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让缺乏汉语语感外国人了解汉语的那陌生且变化多端的语义,我们需要从语言的认知规律和人类共同的语言经验来描写语言的语义属性;因为认知是各种语言语义的源泉,而语义则是认知的内在动因。

1.意义的纽带性和驱动性  语言是人类理性思维和认知的产物,要有效地解释词义,就必须了解这一认知系统的结构和构造成分,通过科学地处理概念范畴和范畴结构来实现准确释义。语言认知有两个阶段或两种方式,一是在自然语境中无意识地获得,二是在“人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习。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语言认知都体现为以下三种关系: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和语言符号内部的系统关系,而语言使用的认知过程还涉及语言与语境(包括使用者和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之间的关系等。语义具有纽带的作用,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正是用意义把这些关系双方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从认知语义学的观点出发,关系双方并不是直接发生联系的,人的认知感官和心智活动在它们的关联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语言认知活动是人们心身的社会体验,这些体验的图式化和概念化的过程就是要传递一定的意义信息。因此,语言认知的进程是由意义驱动的。在语言交际中,话语体现为交际事件,语词的意义就反映在交际框架中,词与词、词与使用人和使用语境的关系都是由意义联系起来的,交际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意义。

因此,我们要在释义中用意义的驱动和纽带作用把语言的各种关系表述出来;只有这样,外国学习者才能在缺乏语感的情况下准确理解和把握被释义词的意义及其在语言中的分布位置和关系。

2.语义的层次性和多维性  词典是对语言的抽象描写,自然要涉及到语言的各种属性,而语言的属性又集中反映在语言的构造单位上。语言属性是人类长期以来各种认知经验的浓缩,是人类复杂认知域的集合,因此反映语言内容的意义就自然有层次性和多维性。也就是说,语词的意义不只是概念特征,概念只是意义的一部分。意义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语义的形成与人的身体感观、经验、事物、观念、图式、心理空间和抽象思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语义的表述与理解又与语法、语境、分布结构和使用规则是不可分离的;意义表征是一种多维认知语义结构,它以多个语言层面反映出语义信息。要认识和解释这个结构,就必须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多角度、多层面的观察词的言语活动,以了解人的语言认知、习得机制和语言交际机制。

3.多维释义的特征和结构  多维释义是意义驱动理论在词典释义中的应用,体现了语义表征的多维结构特征。意义驱动理论的总体思路是:意义表征是语言认知的各种形象化图式的集合。语法形式是语义的象征结构,表现为语言图式;语义内容是认知的知识结构,表现为概念图式。语法形式的各表征层面的图式包括语音、形态和句法等都是意义的表征手段,语用规则和各种选择限制规则是概念化过程中语义投射为正确句法结构和句法功能的保证条件。对心智认知机理的认识、对语言图式和概念图式形成的动因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意义理解和表述的最基本信息来源,对意义的把握是理解话语信息,实现社会交际的关键所在。

如图1所示,建立在意义驱动模式上的多维词典释义,不断可以在词典微观结构内建立有机的认知语义结构,多角度地揭示语词的各种意义属性,而且还能在微观结构之间建立系统语义网络,把因词典排序人为分割或打乱的词与词之间的系统语义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这种释义方法符合二语习得的认知过程,因为学习者是有目的学习和记忆相关词汇知识的,他们使用词典是一种积极的、系统的语言学习过程。此外,把语交际模式引入词典释义,对揭示词的语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分布结构和使用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英法词典中的句子释义、命题结构释义和功能例证等都是十分有益的尝试。    

多维释义涉及语音、形态、句法、概念和语用等方面的内容,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仅就对外汉语词典释义中概念表征的多维结构做一探讨。

二、概念认知和描述的整体原则  

整体(holism)原则是想说明,词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一个系统关系中,要解释词义就需要把被释义词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来处理。现代语义学理论大多支持这一观点,比如,格式塔gestalt理论强调把视觉形象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认知,通过事物的整体图式来把握事物的各个部分;认知语法利用动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背基(base)和凸显(profile)来说明语言整体背景与需解释或凸显个别对象之间的关系;(Langacker 19871991框架语义学认为,理解一个概念范畴中的任何一个概念,必须以理解它所处的整个概念网络结构为前提,语词意义的描述必须与语义框架的描述相联系。(Fillmore1982)因此,词典释义必须考虑被释义词所处的整体范畴或框架,反映语词范畴特征之间的系统联系。比如:  

1.指出作为概念范畴关系基础的上层概念的主要特征。如在对“infra-red lamp/红外灯”、“visible light lamp/可见光灯”和“ultraviolet lamp/紫外灯”释义时,各自的释文都应该包含或继承其共同上位概念“electric lamp/电灯”的特征。

2.指出同一概念范畴各成员之间的区别特征。如上述三种灯的区别特征主要反映在它们不同的光谱区域上,分别为:infra-red range/红外光谱区、visible range/可见光谱区、ultraviolet range/紫外光谱区;如果是普通词典,要注意用通俗的语言表述。

3.在对“部分概念”语词进行释义时,除描述其基本特征外,还应该说明该语词所指部分属于哪一整体。如在对“lighting bulb/照明灯泡”释义时,不但应该说明它自己的特征——球形(shape of a bulb),还应指出它是“lighting lamp/照明灯”的一部分或一个部件;这样,外语用户通过释义既能了解物体的个性,还能了解其所属范畴。在对“整体概念”语词释义时,应该指出它是哪一类物体或事物的集合词或类属词,然后再解释其基本特征。

4.指出整体范畴成员之间的相对或相互关系。如对“wife/妻子”释义时必须要说明“她”与某一“男人”的婚姻关系,而在对“husband/丈夫”释义时必须要涉及“他”与某一“女人”的婚姻关系。这些方法也适用于同一概念范畴中的不同词类。比如,英语“choose, chooser, choice1, choice2, choosable”等的释义都要涉及到同一个范畴词“选”:“choose”是“选择”(动词);“chooser”是“作选择的人”;“choice 1 是“选择”(名词);“choice 2 是“选中的人或物”;“choosable”是“可选择的”。一个“选”把它们连成一个整体。

5.指出语义框架中的框架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我们可以从无数重复的商业交易场景中抽象出一些经常出现角色,把这些角色按一定的结构排列就构建成交易框架,这些角色就成了框架元素,每个元素都由特定的语词来担当,如买主(buyer)、卖主(seller)、商品(goods)、支付(payment)、受益人(beneficiary)等,把这些框架元素联系起来的是“buy/买”、“sell/卖”等行为。我们可以把“买”释为“买方向卖方支付一定款额获取等价商品的行为”,“卖”释为“把商品提供给买方获得等值款额的行为”,而“买方”则可释为“购买的发起者,向卖方支付一定的款额以获得等价的商品”。每一词项的释义都涉及其他框架成分,可让词典用户形成整体概念认知。

三、对外汉语词典释义的多维概念结构

英语主流学习型词典的释义大量吸收了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成果,从众多的自然话语中发现语词意义形成和表述的规律,全面、准确地揭示语词的意义,在帮助语言学习者进行系统、有效的二语习得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语义的多维性在心理词库中表现为有机的语义网络,每一语词的概念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有自己的认知语义结构。如果词典释义能够符合人们心理表征中的认知语义结构,就能最有效地触发心理词典的语义网络、最大限度地发挥学习者的语言认知潜能,大大提高其语言学习的效能。下面将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参照,以英语主流学习词典为借鉴来谈谈对外汉语词典在释义中如何体现概念的多维结构。

1.要注意旧词新义和旧词新用,全面描写概念认知域。语词的概念是由多种认知域构成的,语言的不断发展常常引起语词认知域的扩展或变化,“旧词”在认知域的扩展过程中不断获得新义,“旧概念”也会不断的扩展和演变。比如,英语的“notebook”由于计算机的发展便有了“笔记本电脑”意思。《现汉》对新词新义的收录一向十分重视,“笔记本”也有了“电脑”的义项;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动态平衡语料库的支持,对旧词新义或旧词新用无法进行系统的跟踪调查,释义有时不能反映语词意义的新变化。例如:“照片”释为“把感光纸放在照相底片下曝光后经显影,定影而成的人或物的图片”,“小姐”释为“旧时有钱人家里的仆人称主人的女儿”和“对年轻的女子或未出嫁的女子的称呼”。这些都未能反映语词新的概念认知域。

现在的照相机以数码成像的居多,照片的制作不需要底片、曝光和显影,直接放在打印机上就可以打出来。市场上有数码冲印设备,其制作照片的工序也与传统的大不一样。用“小姐”来指称“三陪女”和“性工作者”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找小姐”能检索到300多万条;在一些场合称女孩子为“小姐”会引起强烈的不满。因此对小姐的释义应增加义项,以反映新的语义内容。

  1照片〈名〉用照相机拍摄,经冲印或打印所得的画面、影像、肖像等

2小姐〈名〉指在娱乐场所从事三陪服务或性服务的年轻女性

2.要注意把语词放在语义框架中描写,不要把它看成孤立的标本。无论是格式塔理论还是框架语义学,都强调在总体认知图式中把握个体的特征,如要描写“半径”,你就必须提到“圆”,否则光说“半径”是“一段直线”就没有人能够理解。同样,《现汉》把“拐角”释为“拐弯儿的地方”,“攻击”释为“进攻”就缺少理解释义的概念框架,语言学习者无法进行概念联想。“拐角”要有形成拐角的必要条件,其原型是以两个实体为参照的,一般发生在两条道路和两个立面交叉的地方。其释义应该是:

5拐角〈名〉两条相交道路或两个相交立面的转折点

用“进攻”释“攻击”没有反映被释义词固有的语义角色,且同一词典对“进攻”的释义是“接近敌人并主动攻击”,这就造成了理解矛盾:如果“攻击”等于“进攻”, 为什么把“进攻”解释为“接近敌人+主动+攻击”?如果说它们不相等,那么为什么又能用“进攻”释“攻击”。实际上,这两个词的语义差异从上述释义矛盾中就显现出来了,把它们的语义特征放在语义框架中做一比较就清楚了:

攻击:+军队;±主动;+使用武器等;-接近目标;+打击敌人;+猛烈

进攻:+军队;+主动;+使用武器等;+接近目标;+打击敌人;±猛烈

通过对框架成分的比较可见,这两个动词虽同属一个概念范畴,但它们的认知视点不同,凸显的框架语义元素也不相同。用语义框架的方法释义,既能明确被释义词的语义结构、分布特征,又能有效区分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6攻击〈动〉军队使用武器等暴力手段对敌人进行猛烈打击

7进攻〈动〉军队使用武器等暴力手段向敌人主动出击

因此,对外汉语词典的释义需要把与被释义词“事件”相关的成分都描写出来,用这些相关成分来凸显核心概念结构。

3.要避免同义对释,用语义分解的方法描述多维概念结构。在同一语言中,意义绝对相等的同义词几乎不存在,这是认知经济性规律所决定的;因为人们在认知过程中要记忆的东西太多,不容许两个完全一样的词长期存储在大脑中。“同义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或特征。因此,用同义词释义,又不注意揭示其区别特征,就难以准确、全面揭示概念结构,会让用户混淆语词的使用。例如,《现汉》把“透亮”释为“明亮”,“著名”释为“有名”就有这个问题。

上述两例中,释义词与被释义词是两个“同义词”,但却反映的是同一概念范畴的不同认知域。关于“透亮”与“明亮”,前者强调的是物质对光线的通透,因透光而显得亮,如“透亮的窗户”、“晶莹透亮的葡萄”、“通风透亮的房间”;而后者则是因光线充足而亮。“著名”与“有名”的差别也比较明显,前者强调宿主——修饰对象的卓越成就或辉煌的历史,适用于正式场合;后者强调宿主的名字或名声,用于一般场合。因此,这两条释义应修改为:  

8)透亮〈形〉形容因透光而十分明亮

9)著名〈形〉(人或地方、产品等)由于成就卓著或历史辉煌、特色鲜明而有显赫的名声

其实,《现汉》第五版开始注意同义词的区别特征,常用括注的形式对同义词语义特征做一定的注释,但在对区别特征的把握上还缺少语料的支持,语义范围的界定还不够准确。比如:录取〈动〉选定(考试合格的人)将“录取”限定为“考试合格的人”,范围过窄,因为许多录取是不需要考试的。从语义结构来讲,“录取”包含一系列言语行为过程的结果:a)对候选人进行考试或考核;b)按照一定标准选定符合条件者;c)赋予被选者某种身份或资格。至少也应包括“bc”两个阶段。因此,这个“同义+括注”的释义并没有完全揭示“录取”的语义结构。该释义应改为:

10录取〈动〉(按一定标准)选拔(合格者)并赋予其某种身份和资格

4)要注意避免循环释义,作为词目的每一个词项都应得到明确的解释。在西方国家,避免循环释义是词典编纂的一条基本准则,因为这种释义无法让用户理解被释义词,最终影响词典的使用效果。常见的循环释义有三种表现形式:AA(恐惧: 恐惧的状态);用ABBA(夹缝:缝隙;缝隙:夹缝);c)用ABBCCA(获得:取得,得到;取得:得到;得到:获得)。这种现象在《现汉》中或多或少还有些踪迹。比如,把“礼貌”被释为“谦虚恭敬”,而“恭敬”又在该词典中释为“对尊长或宾客严肃有礼貌”,属于循环释义的第二种。“运气”被释为“幸运”,而“幸运”又释为“好的运气”。这样,如果用户顺着这个线索查询,就会得出:运气=好的运气。这会让用户觉得有些茫然。

实际上,所谓‘礼貌’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应具有的礼仪、礼节等良好品行(如程序、方式、容貌、风度、言谈等)。”(《公民道德建设通论》)而“运气”也有鲜明的语义特征:a)一种机会;b一种可能性,c)偶然性;d)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释义分别如下:

11)礼貌〈名〉人际交往中通过言语行为对他人表现出的尊重、谦恭和诚恳等品行

12)运气〈名〉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的、事先无明显征兆的、具有一定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机会和境遇

此外,“攻击、夸耀、取得、获得、解劝、揉、搓等都有些循环释义的嫌疑,如果多采用语义分解释义,注意揭示被释义词的区别特征,这些弊病都是比较容易避免的。

5)要注意释义词汇的简单性和闭环性,以提高词典的使用效果。简单性指词典释义用词必须比被释义词更易于理解,以方便用户把握词目词的意义;闭环性(closedness)指在词条右项释义中使用的词,一定要出现在词典左项的宏观结构中,从而在词典中构建一个封闭的释义网络,以便用户进行循环查询。这两个点是西方当代词典释义的重要原则,而我国的汉语词典在这方面考虑的还不多。例如,《现汉》把”释为“古书上指木兰”,但“木兰”在词典中没有立目,更找不到相应的释义,不知“木兰”为何物。再如,板鸭”释为“宰杀后煺毛,经盐渍并压成扁平状风干的鸭子”既不符合简单性原则,也不符合闭环性原则;因为释文中的“宰、煺、盐渍”都比被释义词认知难度大,而且“盐渍、扁平”在词目中没有收录;如果用户不知道这些词的意义,在词典的其他地方也无法找到解答,那么他就无法理解这个释义。因此,需要用简单、闭环的方法处理“板鸭”的释义:

13)板鸭〈名〉用盐腌制、压扁后风干而成的鸭子(因其肉质细嫩紧密,像一块板似的,故名板鸭

至于“宰杀后煺毛”则是被释义词的缺省特征,不必写在释义中;如果增加括号中的内容则可方便用户对板鸭的认知。闭环系统不健全的另一种表现是参见系统参而不见或有些注释在词典中没有回应或回应不正确。如《现汉》中的“lēng”注释为“见211【刺棱】”,但211页没有回应,而实际出现在221页。

6)要注意揭示语词的主要概念特征,全面、准确地描写概念结构。尽管词典释义可以是不完全的、非本质的释义,但人们能感知的主要属性和区别特征还是要交代清楚,否则那些缺乏汉语语感的学习者就无法获得有关语词的完整意义。因此,词典释义“要对特定语言在特定时期的使用进行全面、系统、客观和精确的描写。”(Crystal1985:89-90)既要防止概念揭示不足或错误,也要防止限制过渡或随便添加冗余成分。例如:《现汉》把“领养”释为“把别人家的孩子领来抚养,当作自己的子女”,“抢劫”释为“用暴力把别人东西夺过来,据为己有”就缺少关键概念成分。

这两例都与法律有密切关系:“领养”必须依法(或规定)办理,“抢劫”则违反法律。“法”是这两个动词的基本认知域,也是其行为动作得以成立的关键因素,因此应该成为它们的意义特征

15)领养〈动〉通过一定法定程序将别人的孩子领来当作自己的子女抚养

16)抢劫〈动〉非法使用暴力把别人东西夺过来,据为己有

再如,把“攀登”释为“抓住东西爬上去”,“虐待”释为“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待人”等都存在框架成分呈现不全或处理不当等问题。“攀登”表示向上运动的过程,并未强调要“爬上去”;“攀登”的动作需手脚并用,光“抓”是不全面的。“虐待”是及物动词,其语义结构成分不能有动作的接受者;而且虐待的接受者也可以是动物。这两条释义应分别改为:

17)攀登〈动〉用手抓脚蹬陡坡、陡壁上的突出物向上爬行

18)虐待〈动〉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对待(人或动物)

还有,把“裁缝”释为“做衣服的工人”,“狡猾”释为“诡计多端,不可信任”,“饭厅”释为“专供吃饭用的比较宽敞的房子”,“食品”释为“商店出售的经过加工制作的食物”则都存在概念成分揭示不全或不准确等问题。

“裁缝”是一种有技术的职业,懂剪裁设计;而做衣服的工人则指指服装厂的车衣工,但并不能称为裁缝。“狡猾”释义中的“不可信任”是对具有狡猾特征的人的社会评价,并不是“狡猾”的语义特征。“狡猾”概念特征应该是:a)机敏、有计谋;b)善长于欺骗别人;(3)能够实现其目的,得逞并获益。因此,前者属于认知域的选择错误,后者则是认知域定位不准:一方面主要特征没有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存在着冗余信息。正确的释义应该是:

19)裁缝:〈名〉按顾客要求裁剪、制作和拆改衣服,并以此为职业的人

20)狡猾:〈形〉形容善于用诡计欺骗别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对于“饭厅”,“厅”强调的是建筑的内部空间,而释义中的“房间”则强调的是建筑的外部整体结构,因此用“房子”释“饭厅”不合适,属认知域凸显焦点错误;而“食品”则是限制过度,不经商店售卖就不是食品吗?不经加工就不是食品吗?显然不是。正确的释义应该是:

21饭厅〈名〉专供吃饭用的房间,通常与客厅连在一起

22)食品〈名〉可供人或动物充饥的食物

可见,要准确地揭示被释义词的概念特征,必须要弄清语词概念形成的认知域以及概念的框架结构,正确把握需凸显的概念特征。

五、结

1)对外汉语词典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因此要特别注意语言认知规律和二语习得的特征及策略;与外语学习的其他认知过程一样,外国汉语学习者查阅汉语词典也是一项学习策略的运用,因此词典编者需要了解他们的查阅目、查阅内容和查阅方法。

2)对外汉语词典是面向汉语学习者(包括初学者)编写的,因此要充分注意释义的可接受性。词典编者必须把握自然语言的认知原理,理顺语言单位之间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使词典释义准确、简洁、易懂。为此,就需要进行用户视角的调查和研究,把释义的内容和方法建立在用户的接受视野和期望视野上。

3随着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用户查阅词典的认知心理过程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要使对外汉语词典满足对外汉语教学和学习的需要就必须弄清国外用户查阅词典的认知过程,包括解码和编码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方法,以及心理词库知识的获取模式等。

4)要十分注意在词典释义中运用认知提示,把被释义词放到相应的概念范畴和认知语义框架中来解释,让用户能够在了解交际事件框架结构、框架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把握被释义词的语义结构或语义特征。

5)对外汉语词典的编纂要有相关语言学理论和语料库支持,特别是中介语料库的支持。只有通过语料库才能弄清外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认知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进行释义和注释。只有运用语言的形态结构、分布理论、认知语义学理论和语用学原理才能多层面地揭示语词的意义,为外语学习者提供全面而又准确的语义信息。

只要我们重视了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认知特征,从词典用户的实际需要出发,变编者为中心的词典编纂策略为用户为中心,就一定能编好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需要的对外汉语词典。

主要参考文献

Crystal, D. (1985)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Basil Blackwell.

Fillmore, Ch.J. (1982) Frame semantics.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oeul: Hanshin, 111-137.

Langacker, R.W. (1987/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 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陆俭明(2006)《商务馆学汉语词典》评述《文汇读书周报》1027 10版。

谈辞书标注词类

                                       ——兼论“两典”的词类标注

林玉山

 

  一、辞书标注词类的重要性:

   语文辞书标注词类是很重要的。这方面学人多有论及,根据我编纂辞书的经验总结如下几点:

   1、完善辞书的功能,更好地发挥辞书的效用。语文辞书要注音、释义,说明词的语法、语用特性。语文辞书不仅要说明词义,还要说明词的用法,标注词类就是注明词的用法的最有效手段。

   2、提高辞书编纂水平。标注词类有助于词的义项分合的确定或发现新义项,分析词类可为分析词义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弥补单纯的词义分析的不足,辞书的释义是与词的类别相关的,准确的释义离不开准确的词类分析。辞书标注词类也有助于举例的准确性,语文辞书中词语的配例应尽量能体现该词的词性,明确词性,有助于例证与词性的协调。

   3、在语文辞书中标注词类,也是信息时代对汉语辞书提出的新要求,特别是在机器翻译中很需要辞书标注词类。

   4、也有利于与国际辞书编纂相接轨,外国语文辞书大都标注词类,汉语辞书也标注词类,就能与国际辞书编纂相接轨,这对丰富辞书编纂经验,双语辞书编纂、翻译都很有好处。

   二、中国语文辞书标注词类的情况

   中国语文辞书长期没标注词类,这与汉语语法研究的滞后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语言的使用和研究,汉语的词类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外语文辞书的引进,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在汉语辞书中标注词类的呼声越来越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一些汉语辞书开始标注词类,如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年)、陕西师范大学词典编写组编《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一些辞书的标注词类,给汉语辞书标注词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并没有解决汉语辞书标注词类的问题,2004年由李行健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了,开创了汉语辞书标注词类的新局面,为汉语辞书标注词类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更为可喜的是,一向对标注词类持非常谨慎态度的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于2005年出版了修订第5版,除了对收词、释义、例证、注音等做出了修订外,引人注目的是也标注了词类。这为汉语辞书标注词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从总体来说,这两部词典(下简称“两典”)对词类标注是成功的。

   “两典”对汉语辞书标注词类提供了如下经验:

   1、汉语辞书是可以标注词类的。

   很久以来,汉语辞书没有标注词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汉语辞书能否标注词类持怀疑态度,许多语言学家、辞书专家对汉语辞书标注词类持谨慎态度。“两典”成功地标注了词类,说明汉语辞书也是可以标注词类的,这在汉语辞书编纂上是个长足的进步,说明汉语语法研究和辞书编纂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2、汉语辞书标注词类要很好利用语言学研究成果。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标注词性分12类:名词(时间、方位词)、动词(助动词、趋向动词)、形容词(非谓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和拟声词。《现代汉语词典》标注词类也分12类:名词(时间、方位词)、动词(助动词、趋向动词)、形容词(属性词、状态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代词分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

   “两典”的词类大同小异,他们都尊重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不另创蹊径,使词类的分类尽量趋同,有便于读者的使用。他们的词类的类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等人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和暂拟汉语语法系统提要非常相近。前者将汉语词类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叹词。后者将汉语词类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又分人称代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又分结构助词、动态助词、语气助词)、叹词、拟声词。“两典”的词类分类吸收了语言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上述两种语法学专著的分类,而作了恰当的调整,是比较科学的、大众的、普及的。

   3、按词的义项分别标注词类。

   李行健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前言”中说:“过去标注词性的碍,首先存在于操作的方法上。汉语中的一个词,如孤零零地拿出来,往往不可能把它归入一个单一的类别中去。《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接受过去的教训,按词的义项分别标注词性。每个义项是特定的使用单位,具体的词性必然体现在义项的功能上。如果一个词具有兼类的功能,它们也只能分别体现在不同的义项上。也就是说,每个义项的词性是单一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是按这种办法来标注词性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是按词的义项分别标注词类。按词的义项分别标注词类是标注词类的很好方法,这个经验解决了汉语辞书标注词类的难题,值得重视。

   4、较为成功地将汉语四五万条词作了归类。

   《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都收字、词、语近7万条,除去非词的字、词组,当有四五万条词(含单音词)。“两典”对汉语的四五万条词的归类是比较成功的。

   根据语言学界对词类研究的成果考察“两典”对汉语词的归类,总结对汉语词的类别的判定要注意如下几点:

   1、划分词类的根据只能是词的语法功能,这表现在:做句子成分的能力;与别的词组合的能力;词的形式标志。  

   2、只有在确定词的同一性问题时才考虑意义。

   3、研究词类的共性和个性,确定每类词的语法特点。比如名词的语法特点有:能加-子、-儿、-头、-员、-工;一般不能重叠;不能受“不”“非常”等的修饰。动词的语法特点有:能受“不”“没”“没有”修饰;不能与程度副词相结合(心理动词除外,如很想念、很喜欢);可加“着”“了”“过”;重叠表示短时态或尝试态;动词后可带宾语。形容词的语法特点有:可用“不”表否定;多可加“很”表程度;多可重叠。代词的语法特点有:可加“们”表示多数;多作主语、定语、宾语。副词的语法特点是主要作状语或只能作状语。介词的语法特点有:多用在名词、代词、短语前,不单用;不能重叠;不能加“着”“了”“过”等时态助词。连词的语法特点有: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并列项,位于两、多项之间,所连接的语言结构体可以单说;连接先行句,有引导后续句作用,有引导后续句作用,所连接的结构体不能单说;连接后续句有承接先行句作用。助词的语法特点是附着在别的词的前后。叹词的语法特点有:表示惊喜;表示愤怒;表示悲伤;表示惊讶;表示醒悟。拟声词的语法特点有:独用功能;组合功能;虚拟功能。

   4、对兼类词做进一步研究。朱德熙先生说:“假定我们根据标准A划出甲类词,根据标准B划出乙类词。很可能有一部分词既符合标准A,又符合标准B,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兼类词。”(《语法丛稿》,P181)深入研究兼类词,才能很好地标注汉语词类。

  三、评“两典”的词类标注

   1、数量词的标注

   《现代汉语词典》对汉语词类的标注,有“数量词”的名目,值得商榷。《现代汉语词典》的“凡例”中说:“把词分为12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主次、叹词、拟声词。”没有数量词的名目,却有数量词的标注,这是自乱体例。我们认为,应该取消数量词的标注。词和词的组合是短语,如要标注,也只能是数量短语,但这不是词类的标注。

   2、不成词的语素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词性标注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词缀和非语素用字不标注词性,但对不成词的语素和专有名词、术语标注词性。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提的是标注词性,而不是标注词类。《现代汉语词典》提的是标注词类,因此对不成词的语素和专有名词、术语不标注词类,这是正确的。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不成词的语素和专有名词、术语标注词性,我们不能对之全盘否定。因为是标注词性,不是标注词类,因此,虽然不成词的语素和专有名词、术语(词组类的)没有词的资格,但标注具有哪一类词的性质,不从字眼上死抠,从文字学和词汇学方面来说,对于理解字的意义和词组类的专有名词、术语的含义还是很有作用的,有它存在的理由。

语文辞书对词的标注词类,如果从语法学角度来看,不成词的语素和专有名词、术语(词组类的)应该不标注词类。

学术交流提纲

辞书强国,梦正圆

 张志毅

                         

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向世界各国征集辞书。中国的《新华字典》曾孑然谦虚地站在美英法德俄日等许多国家多部巨型辞书一侧。10多年后,中国巨型、大型、中型、小型辞书成群结队陆续步入联合国。它们的代表是:1978年的《现代汉语词典》,1980年的《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陆续出分卷,七十四卷,1993出齐),1986年的《汉语大字典》(八卷,1990出齐)、《汉语大词典》(十三卷,1994出齐),还有各种双语词典、专科辞书数千种。于是,我国由辞书小国一跃而成为辞书大国,但还不是辞书强国。

现在,从辞书大国到辞书强国,我们正圆着自己的梦。

首先,必须搭建高位平台,组建高能团队。

其次,倡导理论先行。

   一个国家,要富强,理论必须先行。一个国家,要成为辞书强国,理论也必须先行。

第一,一定得树立新观念:理念演绎辞书。

第二,理论研究也不能脱离编纂实践,应该以论带编,以编促论,论编互动,永无止境。

   第三,强化词典学的血缘学科——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和信息处理学。

   第四,建设巨型的平衡的精加工的语料库。

第五,语言资源开发工业化——在加速编纂手段现代化的基础上,出版成套的海量优质辞书,这是语言资源开发工业化的主体工程。

第六,培植一个学派。

   第七,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竞争的环境。

新时期以来新词语词典的特点与趋势

亢世勇  郭嘉伟

一、新词语词典种类多样化

1、综合型与单一型新词语词典

2、多年本与编年本新词语词典

3、多语种与单语种新词词典

二、新词语词典出版形成两个高峰

1、两个高峰的形成

新词语词典出版在1991—1994年形成一个高峰,在2000—2002年又形成一个高峰,共出现两个高峰,前一个高峰比后一个高峰持续的时间要长、词典出版的数量也多。  

2、形成两个高峰的原因分析

 登学汉语学习词典存在的主要问题:(1)新词语词典的编纂与新词语的产生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新词语的多产期与新词语词典的编纂期是一致的。

2)专家的呼吁。

3)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

4)信息技术在新词语发现中的应用。

三、中型词典占优势

四、新词语词典的内容不断丰富

五、逐渐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技术,改进词典编纂手段

六、发展趋势

1、语料库技术将得到充分的利用,新词语的发现更加及时,新词语词典编纂速度将加快、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2、实录性新词语词典和学习词典将较快发展

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机制初探

王东海

一、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模式的界定

二、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模式的价值

1、有利于语言文字规范的建设和推广

2、有利于大众分享科研成果

三、开放式辞书编纂的尝试

四、电子词典的类型与开放模式采用的网络电子词典

五、开放性模式的基本机制

1、追求权威性、规范性

2、突出交互性与社会参与性

3、专家监控与引导作保证

4、补充语言资源监测的不足

5、动员大众积极参与

6、建构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

词典编纂理念的二度转向

解海江

一、词典编纂理念的两次转向

二、词典编纂理念的二度转向

(一)收词立目

词典收词除了受词典的具体类型、词典的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还受制于词典所定的服务对象”(黄建华,1987:61),更重要的是,词典的收词要受到词典编纂理念的影响。

1、牛津收词的变化

2、《朗曼》收词的变化

3、柯林斯收词的变化

4、立目的变化

(二)释义

1、释义方式

2、释义词汇

3、释义内容

1)提供详细的语法信息

2)提供用法说明

3)提供常用搭配

4)例证

4.语法标注和释义符号

(三)义项编排与检索

1.《牛津》和《简明》义项编排的变化

2.《朗曼》义项编排的变化

3.《剑桥国际》的义项排列

 结论

词典编纂理念二次转向的特征是:以读者为中心;摒弃规定主义和描写主义的极端,吸取二者之长,既客观描写,也给读者以提示和指导;内容注重实用,形式方便使用。

受词典编纂理念二次转向的影响,不论是普通语文词典还是学习词典,都以读者需要为共同遵循的原则。收词范围更加广泛,语文词语与百科词语并重,注意收录新词新义,关注各种英语变体,适量收录文化词语,注重收录口语词汇。词条立目简洁、明了。释义更加实用和贴近读者。在释义方式上,以短语型释义为主,同时自然语句释义正逐渐为学习词典所采用。在释义词汇方面,各主要词典均普遍采用词汇控制理论,把释义用词限定在常用词内,保证了读者查询词典的有效性。为读者提供详细的语法信息、语用信息和搭配信息。单词语法特征等方面的标注由间接转为直接,更加简洁明了,尽量减少使用符号和缩略语。多用例证,例证选择和使用时,既讲究原汁原味,又讲究典型性和规范性。义项编排,为方便读者识别和检索,设立“语义检索标志”,按使用频率排列义项。

汉、英外向型学习词典释义与例证分析

于屏方



英语单语学习词典(monolingual English dictionary)的编纂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词汇控制理论(vocabulary-control movement)的兴起。3040年代,第一代英语学习词典形成,50年代后出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学习词典。(Cowie, 2002)从8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电子语料库和精细的计算机辅助编纂程序开始进入到词典编纂中。时至今日,英语学习词典的发展日臻成熟、完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荷兰和德国)的英语学者一直在ESL词典编纂方面处于领先地位。Landau, 2001:76)我国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外汉语学习热不断升温,汉语学习词典的潜在需求量也相应增大。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和出版也日益增多。


一、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代汉语词典》的母本效应目前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并没有摆脱传统语文词典编纂的模式,基本上都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删减本,没有真正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角度来考虑编写,包括收字、收词、释义、举例等”.(陆俭明序《商务馆学汉语词典》)所谓的学习名至而实不归。

(二)市场拥有量的不同。

(三) 编纂过程中专业化程度不同。

(四)对语言学理论和语料库技术的利用程度不同。

(五)汉语学习词典没有形成层级性。

最后,使情况更为糟糕的是,由于我国词典学界对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的研究力度和深度不够,国外的著名词典出版机构,比如麦克米伦,已经联手台湾省,建立汉语语料库,并以此为依托编纂外向型汉语词典。

二、个案分析(1):汉、英学习词典中动作动词的释义分析

在英语词典编纂中,词典类型与释义模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词典类型不同,其释义模式也相应地随之变化。而在汉语词典编纂实践中,以编码为主要目的的学习词典和以解码为主要目的的理解型词典,至少在动作义位释义模式上,没有差异。因此,汉语中各类型的学习词典中的学习因素在释义过程中没有得到相应的凸显,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词典。

三、个案分析(2):汉、英学习词典动词配例对比分析

例证是词典微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黄建华 200167)。张志毅、张庆云先生(200173)从辞书编纂的历时比较角度指出,与传统辞书和训诂相比,现代辞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要给出一个义位的义值,而且要给出一个义位的义域。没有后者,是现代辞书的缺口。

结语

总体而论,国内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研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英语外向型学习词典的发展,并缺少代表性的成果。因此,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研究亟待全面、深入地展开。                  

辞书研究动态

一、辞书工作者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自律准则

中国辞书学会

辞书编纂出版队伍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使辞书工作者能在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推动辞书出版事业的繁荣以及辞书学和相关学科的进步。为此,特提出如下自律准则:

   一、坚持“二为”方向  贯彻“双百”方针

   辞书工作者应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己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择手段追逐暴利的行为。

   二、遵守法律法规  贯彻标准规范

   辞书工作者应努力学习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规范、标准。

   三、增强责任观念  努力编纂精品

   辞书工作者应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到辞书编纂工作中去。努力提高辞书质量,多出精品力作,反对粗制滥造、片面追求数量的做法。

   四、加强审读把关  确保辞书质量

   辞书应具有典范性,辞书出版者应采取各种手段严把质量关,以确保辞书质量,杜绝劣质辞书进入市场。

   五、坚持实事求是  杜绝弄虚作假

   依法行使署名权,署名者应对该辞书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和法律责任。避免拉名人挂虚名的不良做法。辞书宣传应实事求是,避免不实炒作。

   六、提高理论修养  培养严谨学风

   从事辞书编纂、出版的人员应具备辞书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一定水准的相关学科的知识,以及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严谨学风。

   七、加强学术研究  不断开拓创新

   辞书编纂重在原创。要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根据社会和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开拓新的辞书选题。辞书工作者应充分占有资料,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并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编纂。反对抄袭和变相抄袭,避免毫无新意的重复编写、出版的做法。

  八、提倡学术批评  坚持以理服人

   大力提倡学术批评,促进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相互交流。批评者应正当行使批评的权利,井承担相应的责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反对以不正当手段妨碍或压制学术批评。

   九、提倡公平公正  反对不正当竞争

   在营销过程中应正确遵循市场经济规则,不采用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不正当竞争手法。

   十、提倡爱岗敬业  忠于本职工作

   编纂出版辞书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应提倡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辞书质量关系到千百万读者的切身利益。辞书编者和出版者应不断增强读者至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感。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辞书编纂出版过程中每一环节的工作,为我国的辞书事业作出贡献。

                              摘自《辞书研究》20082P1-3

二、《辞书研究》要目

2007年第4

   弘扬中华辞书文化  促进两岸学术交流

   定义五问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变化研究与“新词”界定

   词性标注与异层同形单位的处理

   释词简约有碍对外汉语词典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牛津高阶学习词典》动词句型探究

   晚清在华传教士与英汉科技词典编纂

2007年第5

   理念演绎辞书

   20世纪中国香港地区辞典的演进

   古籍索引研究20年回顾及其电子化趋势

   大型汉语语文辞书音序编排的处理原则

   略论别义关系与别义词

   汉语成语注音研究

   双语词典提供文化信息的途径

2007年第6

   关于计算词典学理论框架的探讨

   语典的兴起及其对文化传承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字词关系研究现状考察

   论模糊词语的释义方法

   形容词释义中的“比喻”

   关于高校英语专业的词典使用教学课程

   从楚简新出字看《说文》或体

2008年第l

   沦辞书的原创性及其认定原则

   辞典编纂、编辑的一种总括性要求

   建设现代汉语语文词典链

   汉语学习词典中动作义位的释义分析

   英语边缘介词在学习词典中的表现形式

   英语学习词典的选择与使用

   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6)

20082

辞书工作者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自律准则

20世纪中国辞典学理论发展探析  

辞书之钤键在大众化精品    

从语法搭配看动名兼类的复杂性一一兼论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    

谈谈抢救语词理据资讯的问题    

从辞书对“终于”用法注释的分歧看词语释义    

对词典中“贞操”释义的文化思考    

中文词典编纂中三音节词目的拼音标注问题    

理想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模型    

英汉学习词典的语法代码标注刍议

论原型义项排列法的优势和不足一一兼评Oxford American College Dictionary中的义项排序

三、辞书研究著作信息

1、《当代词典学》出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章宜华教授、雍和明教授的《当代词典学》2007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分为616章。第一篇词典与词典学概论,包括词典学概论、词典的结构、词典的类型3章;第二篇词典的主要类型与功能特征,包括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词典3章;第三篇词典的编纂原则与释义方法,包括词典的编纂原则、释义学说与词典释义、积极型词典的释义、双语词典的释义4章;第四篇词典修订与评价体系,包括词典的修订、词典编纂的规范与评价2章;第五篇辞书的规划管理与编纂技术,包括辞书的规划与项目管理、词典编纂的现代技术及其应用2章;第六篇用户视角研究与词典使用,包括词典与语言教学、词典与语言翻译2章。每章后均附有思考题。

2、《辞书思索集》出版

   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上海辞书出版社资深编审徐庆凯的《辞书思索集》一书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81月出版。该书由作者选编自己关于辞书的文章而成,共三十三篇。他重新审视已发表的文章,大多作了修改补充,改动很大的作了重写。另增一些未曾发表的新作,如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和中国辞书学会举办的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培训班上的讲稿——《当代中国的专科词典》、《术语词的派生关系和词典编纂》、《< 辞海>百科条目的特色》等。全书分为概论编、专科词典编、《辞海》编、祛邪编,内容丰富,既有辞书编纂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又有辞书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论辩,也有对伪劣辞书及其代表人物的批评。    (华  庭)

                                        摘自《辞书研究》20081P44

3、《翻译与词典间性研究》出版

   上海译文山版社2007年出版了上海水产大学教授陈伟博士的学术专著《翻译与词典间性研究》。该书为作者于南京大学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后课题研究的成果之一。它立足语言科学的学科体系,对翻译(实践)()与词典(编纂)()在芸芸知识领域为履行各自实践性而无意识构建的事实交叉进行了系统考证与书写,从而填补了当前学术研究在此领域的一个空白。全书共分八章,包括“翻译与词典间性研究的接口”、“翻译与词典间性研究的必要性、方法与价值”、“翻译与词典间性研究的历史描写”、“翻译与词典间性研究的主题”、“翻译过程中的词典使用方法论”、“面向翻译活动的词典编纂”、“翻译与词典研究的学科间性问题”及“结尾篇:反思与前瞻”。该书在把分化的翻译()与词典()知识领域综合成网状结构统一体的同时,也对既有研究与学科格局自身的缺陷与困局进行了反省,流露出对翻译学与词典学学科发展命运的关注。 (  )

                                       摘自《辞书研究》20082P124

四、辞书会议信息

1、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071116——18日在重庆召开。会议由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南大学承办。来自全国各地62家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社的17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 14l 篇,其中73篇收入论文集《双语词典新论》,并在会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章宜华在开幕式上总结了近两年来双语辞书研究和出版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说,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在辞书研究和编纂中的应用,我国双语词典研究工作呈现出跨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的发展态势,研究范围几乎涉及词典学的各个领域。两年来,双语词典学界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的词典学研究项目,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出版了几部学术专著。越来越多的大学设置了词典学课程,双语词典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发展迅速。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积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评议以及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有关活动;双语词典界的学者加强了与翻译界和汉语界的联系,积极参与和组织跨学科的学术会议,积极推动词典学研究的理论建设。双语词典编纂出版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平庸雷同之作不少,体现学术创新的精品不多;市场上引进出版的国外辞书不少,原创辞书所占份额不大;相互抄袭的现象较多,基于语料库自主编纂的不多。这些问题都是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及双语词典界学者未来应该致力解决的。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张柏然代表中国辞书学会致贺辞。他指出:“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人类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外语的积极性。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学习外语已经成为人类拓展自己生存和生活空间的日常必需。词典,是语言的典范;双语词典,是地球村时代各国人民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的良师益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双语词典的编纂、研究和出版愈加显示出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年来,在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积极组织和大力推动下,我国的双语词典编纂、研究和出版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主要表现;一是学科建设成绩显著。目前我国有黑龙江大学、大连大学、大连交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温州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商学院、西南大学等高校设有双语词典研究机构,在从事双语词典编纂与研究的同时,还招收和培养双语词典学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为双语词典的编纂、教学、研究和出版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我国的双语词典编纂、研究和出版后继有人,保证了这一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双语词典学研究成绩斐然。新时期的双语词典理论改变了原有的面貌,探索的锋芒射向双语词典领域的各个方面,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双语词典理论研究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三是双语词典编纂与出版取得丰硕成果。一系列高品质的外汉、汉外双语词典纷纷面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理念演绎辞书。在理论研究的推动下,我国双语词典编纂理念体现了规范性与描述性的有机统一,由编者视角向读者视角转换,体现了以读者为本的人文关怀;由过去依赖外语单语词典向独立研编迈进,有效地加强了汉语语言文化环境下双语词典的针对性、实用性、生成性,更加符合中国外语学习者的需求;双语词典编纂手段由过去的手工业作坊式运作转向基于自建语料库的计算机编纂模式。可以说,这是我国新时期双语词典学建设的重要成绩的表现,是我国发展中的当代双语词典学理论形态,也是我们留给新世纪双语词典学理论建设的不必妄自菲薄的思想资源。”

   张柏然还指出:“在这些成绩面前。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还应该看到繁荣后面存在着一些令人忧虑的现实。譬如,在国内庞大的双语词典市场上,国内独立研编的词典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不到30%,大部分的市场都被国外品牌词典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变种所占领;双语词典品种很多,但跟风出版现象严重;双语词典选题简单重复的多,独立创新的少,精品更是凤毛麟角。这些现象至少说明,国内独立研编双语词典的能力还不够强,双语词典出版与市场的真正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有待提高,双语词典编纂与出版手段都还需要更新。面对汹涌而至的国际学术一体化浪潮,中国双语词典学的建设工作任重道远。其实,世界词典学也在期待着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的新流派,也在呼唤导源于中国学术传统和文化语言土壤的新思想。因此,我们要提升双语词典的编纂、研究与出版的质量与水平。词典学理论不仅仅是描述有关词典的种种知识,集结为词典理论观念,而且也传达着既是民族的、又具备人类共有的文化价值与精神的观念。这个变革的大时代,尤其是全球经济、信息、交通等的融为一体,给予我们许多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中国学人尤其不能丧失对自己语言文化传统的独立的阐释权。不仅不能放弃或丧失这种阐释权,而且还应该以扎实的学术功夫、开放的思想心态积极地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思想与文化传统菁华吸纳到中国辞书编纂中来。这样,中国双语词典的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力量,我们的思想、学术、文化才能有真正的创新,中华民族的精神才能贏得固有的尊严,并因之而光荣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会议采用大会主题发言与小组专题讨论两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在大会主题发言中,章宜华提出了新时期双语词典学研究的理论特色和发展趋势,呼吁大家不要简单地把词典学视作一种技术或艺术,不要把词典学的学术活动仅仅当作一种经验的总结,要把词典学当作一种科学或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并概括地阐释了新时期词典学研究的理论体系。陈国华在Cowie对英语学习词典的断代研究基础上,对英语学习词典进行了重新断代。他预测下一代英语学习词典将同时是一部搭配型词典。魏向清指出,学术“谜米”(“谜米”系英语词meme的音译,意为“文化基因”)的跨语际复制支持“交异”特征、“保持/遗传”特征、“选择”特征,因此,术语的跨文化传播所产生的文化思考应得到学界的关注。罗益民认为构建释义的连续、整一、动态的理论模式,纠正和改善目前辞书界在具体操作方面偏重于共时词汇、忽视历时词汇的倾向,有助于改善认识上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对词典释义和文化建设都有辩证的补益。

   会议分“理论探索”、“词典编纂”、“词典用户与词典教学”、“比较词典学与词典美学”、“词典与翻译”、“计算词典学与词典评论”六个专题进行讨论。专题讨论认真、深入,气氛活跃,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会议期间还组织了词典学研究成果展览,并举行了代表论文评奖,评出一等奖、二等奖和优秀论文奖共15篇。

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经讨论,决定第八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     (夏立新  池岩)

                                   摘自《辞书研究》20081P106-109

   

2、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08328——2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承办,化学工业出版社协办。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单位的11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共提交论文32篇。

   会议内容包括社长论坛、专题报告与学术交流三个部分。16家出版单位的领导围绕着专科词典的现状、问题与前景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副总裁李朋义,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马静,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周明鑑,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苏宝荣,黑龙江大学教授郑述谱分别就辞书的功能与编纂趋势、出版业的数字化趋势、专科词典的质量、专科词典的释义、专科词典的学术依托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代表们分两组就“专科词典与术语学的关系”、“专科词典编纂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专科词典编纂的理论原則与编纂方法”、“专科词典的编纂实践”以及“语文词典对百科条目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上,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敬体代表中国辞书学会宣布了中国辞书学会第三届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名单。本届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由主任张晓敏,副主任乐嘉民、韦志榕、周伟斌,秘书长丰新华及委员16人组成。

   本次会议热烈、隆重。无论是出席代表的人数、层次,还是提交的论文,在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的历史上都创下了空前的纪录,反映了学术界、出版界对专科词典编纂的高度重视。

                                     (由明智)

                                    摘自《辞书研究》20083P111

3、中国辞书学会第五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辞书学会第五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于 2008 4 11 ——15日在武汉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学会秘书处和崇文书局承办。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学习词典的研究与编纂”,包括:语言教学(特别是汉语学习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与学习词典的关系;外语(特别是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理论、编纂方法的发展和现状;面向母语为汉语者的学习词典的编纂;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

   出席本届会议的正式代表共有40多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福建、四川、湖北、广东、香港等地。他们当中,既有研究人员、高校教师,也有出版社编辑,既有人到中年的中坚力量,也有初出茅庐的莘莘学子。会议还邀请部分德高望重的辞书界老专家到会指导。

   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王铁琨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年恰逢国际语言年,我们齐聚一堂,进行关于辞书方面的学术研讨是很有意义的。词典是学习语言的工具书,学习词典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种类,在学习词典的研究和编纂中,我们特别要注意抓好定位,增强用户意识,要充分利用已有资源,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学习词典的经验。

   本届会议共收到论文37篇,会上宣读了 2l 篇。

   一部分论文是关于学习词典宏观研究的。李红印在论文中列举了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亟待解决的问题,强调针对读者的不同需要,转变编纂意识,改进释义方法,加快词典的数字化进程。杨全华指出,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在词语解释上应根据外国读者的解读能力,以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提供足够的信息,并就一些细节处理提出了建议。郑定欧认为,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要实现“词汇学—词典学—编纂学”三者的链接,而“二语词典是词典学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的引擎”。徐时仪在论述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特点时说,它与传统词典的不同,就在于释义“不仅回答是什么,而且还主动地进一步提供一系列相关信息,引导读者继续查看”。徐玉敏探讨了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模式,总结出“图示法、翻译法、说明法和完整句释义法”四种方法,她在自己主编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中,注意用“最常用的词语、最简单的示例,通过示例理解词义、掌握语法,不重书面解惑,着重口语生成”。王珊建议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应尽可能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词义,她的论文围绕本义、比喻义、引申义、语素义加合型词义、百科词语的释义、释义适用范围标注等问题进行了阐述。章宜华就对外汉语词典的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方面的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

   另一部分论文是关于学习词典微观研究的。  高永伟介紹了《新英汉词典》的新一轮修订情况,说明除了保留词典传统优势外,还要增强词典的学习特色,进而逐渐向学习型词典靠拢。他以学习特色为切入点,从收词、义项设立、例证、编码信息等方面展开具体的探讨。于屏方认为,语义韵律问题在词典编纂中需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词典对语义韵律的揭示,基本上处于零散的非体系性状态。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或没有大规模的语料库支持,或缺乏

强有力的语料分析工具,同时也受到编纂者自身理论水平的限制。武继红的论文就学习词典表现隐喻的方式以及如何利用词典提高读者的隐喻使用能力进行了讨论。李德俊指出,两种语言对等关系的考察是科学释义的前提,不同的对等关系要求释义采取不同的方式。他用平行语料库的方法,研究了英汉语词汇间完全对等和零对等这两个特殊的对等形式。徐桂梅从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典型词汇偏误入手,论述对日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张占山以语义角色生命度的挖掘为例,描写了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中谓词性词项用法信息的处理。王泽鹏、陈玉庆分别就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中的汉字分析和汉语学习词典的设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陆嘉琦站在理论的高度,对当前学习词典研究的重点作了归纳和分析。

   还有一部分论文是关于不同类型的汉语词典及相关问題研究的。苏新春介绍了《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研编中的若干思考,李尔钢对汉语虚词义的释义给予较为详尽的论述,曹炜、乔永、余桂林、王楠、杨薇、王重阳等分别对《现代汉语词典》及其他汉语辞书中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以上论文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践总结,特别是一些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已经有了编写学习词典的探索和实践,使得讨论更加具有针对性。会上的发言严格掌握时间,以保证有充分的时间展开讨论。讨论中,大家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有响应,有质询,直奔主题,相互切磋,气氛热烈,也十分友好。

   湖北崇文书局为会议的成功举办作出了巨大努力,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

经协商,中国辞书学会第六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0年在厦门召开,由厦门大学和商务印书馆联合承办。   (志江  池岩)

                                摘自《辞书研究》20083P113-115

4、中国辞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征集论文

   经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中国辞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将于200810月下旬在江苏常熟市召开。会议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江苏教育出版社承办。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l 2l 世纪以来国内外辞书理沦的新发展、新观点。

   2、辞书编纂、出版的数字化进程及其展望。

   3、各种类型的词典(如双语学习型词典和面向母语读者的汉语学习型词典、新词词典、小学生词典、少数民族语言词典、专书词典等)编纂的创新与发展。

   可以研讨有关辞书的其他问题。

   欢迎辞书界各位研究工作者参加本届会议并提交会议论文。

   希望参加会议者,请于630日前与会议筹备组具体联系。

   联系人  吉祖斌

         江苏省南京市马家街 3l  江苏教育出版社

         210009

         025- 83260702  13611588826

   申子信箱  jizubin@yahoo.com.cn

5、第一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征文通知

为促进国内外词典学家、语言学家、二语教学人员和辞书编纂与出版人员的国际交流,让国内辞书界和二语教育界的学者了解国外学习词典研究和编纂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让国外词典学者和出版机构了解中国学习者对外语词典的需求,也让国外汉语教育和出版机构了解我国汉语和对外汉语词典的研究和出版情况,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委员会拟于2008年11月26-28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第一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现公开征集会议论文。

本届研讨会的议题包括:1)学习词典的研究、编纂和出版的现状与发展;2)学习词典与二语教学(含对外汉语教学)研究;3)学习词典的编纂、出版与二语学习者的需求研究;4)学习者语料库与词典编纂;5)机助词典编纂与词典数据获取。

会议的工作语言为汉语和英语,申请与会者请于2008730前提交论文摘要(中文限500字;英文限200词),并请附上以下信息:论文题目、作者姓名、所属单位、通讯地址及邮编、电子邮件地址、联系电话。研讨会筹委会将组织专家对摘要进行评审,并及时向入选者发出正式会议邀请,通告会议的相关具体细节。

论文请于2008930前提交研讨会筹委会,论文摘要和论文请用E-mail发至邮箱cdhuiyi@yahoo.cnlexiconference@hotmail.com;也可邮寄至:510420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  研讨会筹委会(收)。电话:86-20-36207232(夏老师),86-20-36207304(徐老师)。

有关会议和论文格式的具体要求请登录http://bilex.gdufs.edu.cn/

                            第一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筹委会

                                      2008 3 11

汉语辞书研究中心联络与交流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红旗中路186号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

   编:264025

人:亢世勇、姜岚

电子邮箱:cishuzhongxin@163.com

   话:0535-6668323

   真:0535-6668323